【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一个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能做什么？可以为居民提供政务服务、法律咨询、文体活动、民生便利，是“城市驿站”，也是“小区客厅”。而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还可以参与国家立法。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首批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这里汇集过事关未成年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见，提交过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修改意见。2015年以来，这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居民区、楼宇园区、社区组织和专业机构，将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所思考的建议传达至立法机关，很多鲜活的声音最终被纳入法律法规。
这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制度平台之一，也是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生动注脚。如今，全国各地已有超过550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联系点三级联动的工作格局，映射出我国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
当今中国社会同时承受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多重挑战，社会治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不断凸显。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大潮中，治理没有现成经验可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此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决策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变革，总能迸发出前进的力量。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不断转化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势能，在全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坚持党的领导，基层底座更加坚实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是始建于1983年的老旧小区，道路不平、路灯不亮曾是居民习以为常的无奈之事。因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80岁的老人张云秀一度搬离了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
像这样的老旧小区，在沈阳并不少见。如何做好老旧小区的民生保障工作，是当地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
一个社区动辄上千户居民，但往往只有10多名社区干部，精细化服务难免力不从心。牡丹社区想到的办法是把党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院，让党员带动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近年来，沈阳加强党建引领，在基层社区构建起“社区党组织—小区（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组织体系。
与百姓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小事，不再仅仅等待各职能部门解决，在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末梢治理”大文章成为邻里互助、社会参与的协奏曲。牡丹社区变了模样，张云秀老人又回来了。
群雁高飞靠头雁。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作出专门部署。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的一条红线。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责没有权不行。各地普遍把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先手棋”，推动管理服务下移、权限下放、资源下沉，变“治理末梢”为“治理靶心”，力求落实人财物向基层倾斜。
作为首都北京的商业金名片，王府井往来观光旅游人群庞大，胡同周边人流、车流密集，曾经交通秩序混乱问题突出。
王府井所在的东城区从顶层设计开始，形成了街道内设机构职责清单，在确权基础上，赋予街道对重大事项的意见建议权、对综合性事项的统筹调度权，同时将街道对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权重提高到30%，实现了“条条围着块块转”。
“一根针”撬动了“千条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王府井的交通问题有了解法。东华门街道“一声哨响”，区交通委、交通支队、街道综合执法队等众多职能部门集合，对交通秩序进行综合整治，胡同道路豁然开朗。
类似的机制建设在全国各地展开，不少地方探索编制基层公权力清单、明确公权力运行规范、促进上级政府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合理衔接，让权限下移在有序、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十多年来励精图治，中国之治气象万千，基层底座更加坚实。
注重社会参与，治理实践不断创新
有一项发端于基层的治理经验，经过六十余载风雨，仍历久弥新。
萌生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溪江畔的“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创造性地把矛盾风险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中国之治”的一张名片。
在诸暨市暨阳街道桂花园小区，曾经因为加装电梯事宜，居民们产生了分歧，几经波折无法达成一致。社区党委兼职委员、业委会主任周立初与网格员、业委会成员商量后牵头召开了恳谈会。不久，电梯安装新方案出炉，通过改变设计，拓宽了小区道路，减少了绿化破坏，业主申诉的权益一一得到落实。
近年来，诸暨市实体化运行“网格微阵地”，除了在职党员、热心居民、执法人员，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也被吸收“入网”，推动网格内居民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搭建“民意直通车”“凉亭恳谈会”等协商平台，诸暨把位于网格里的“微阵地”，拓展成居民议事的“主阵地”，逐步构建起“民事民问、民事民管”的新格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仅靠政府单一主体的力量已难以满足愈益庞杂的治理需求。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群众工作队伍、志愿服务队伍、社会工作队伍、应急管理队伍不断壮大，民众在参与中达成共识、共担服务、共创价值，社会治理模式大步迈向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江苏省淮安市打造“红石榴家园”服务平台等17个群团共治阵地，设立新媒体民意“绿色通道”，征集社会治理“金点子”，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推进共建共治。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组织律师、调解员、热心群众、物业公司员工等11类力量共同成为平安合伙人，承担矛盾调解、安全监测和法治宣传等任务，成为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道防线。
陕西省西安市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专业社工为支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补充的“四社联动”工作基础上，又增加‘一社’——社区基金，形成“五社联动”工作模式。
…………
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以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参与为导向，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基层实践不断创新。
彰显法治思维，循法而行蔚然成风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认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在基层社区和社会公众中形成尊重法律、依法办事以及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遇事去哪儿找法？只能是在身边寻找。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身边必须有一些‘法律明白人’，才能遇事找到法，解决问题靠法”。
有些邻里纠纷打官司也难解，有的矛盾调处看似合理合情却不合法，有的居民“信访不信法”……针对这些社会治理中的现实难题，安徽省铜陵市建立由律师、法官、检察官、民警组成的“法治超市”，让法律服务深入社区、楼栋；内蒙古阿尔山市将法院解纷职能延伸至社区、村屯网格，强化“无讼社区（村屯）”建设；江西省抚州市建立健全村（居）法律顾问与“法律明白人”对接联动机制，由专职律师传帮带，不断充实“法律明白人”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
如今，实施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已被纳入全国“八五”普法规划。截至2023年9月底，全国已培育“法律明白人”394万余名，基本实现“法律明白人”在每个行政村的全覆盖。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2021年2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任文秀原是江西省樟树市某养殖场的员工，2022年因在工作时被喂食设备压断了脚掌，她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任文秀与养殖场负责人多次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但赔偿金额相差太大，一直没有谈成。
2022年年底，樟树市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任文秀来到该中心请求帮助解决问题。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牵头下，卫健、公安、司法等部门开展联合调处，按照法律法规厘清赔偿金额，最终双方认可调处方案，压在任文秀心头两年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了。
该中心按照“流程再造、制度重塑、组织重构”的改革创新理念，重组“信访+法院”的“一窗受理”工作团队，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多个部门联动工作，为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实现矛盾化解向专业化、多元化、法治化转变。
这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诉源治理实践。
十多年来，非诉解纷主体如雨后春笋，各地区各部门都形成了既符合本地实际又各具特色的解纷模式，以低成本、弱对抗、源头化解并且有利于修复关系的方式，最大限度使纠纷止于未发、止于萌芽。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正在全社会形成。
强化科技支撑，实现智能高效精准
近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居民深切感受到二维码带来的便利。家住康巴什区康新街道的叶女士曾在小区里不小心将车开到台阶下面，造成不小损失，她通过二维码“随手拍”功能上报了这件事，不到两天时间，小区所有台阶旁边都安装了护栏。
2021年，鄂尔多斯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为支撑，整合汇聚城市数据资源，推出了“多多评·码上生活”智能综合服务平台，涵盖基层治理、城市管理、民生服务、商贸服务等功能。同时，还创新了“积分激励、社区下单、部门抢单”的市民积分治理模式，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科技创新始终是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李韬表示：“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在重塑社会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率、开辟公共服务新渠道、满足个性化便利化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多年来，我国互联网加速发展，网民规模扩大至10.92亿，5G基站已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不断赋能社会治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构建起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促进政务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重庆市搭建起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实现各类数据贯通共享。2023年4月以来，重庆推出“企业开办一件事”“出生一件事”等集成服务80件，覆盖90%以上高频事项，日均办理群众诉求2000余件。
——立体化、信息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完善，进一步增强社会治安防控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研发了“埔法善治e平台”，整合优化全区司法解纷服务资源，通过在线调解，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掌上办、随时办。上线4个月成功化解诉前案件1.5万余件。
——创新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以“民呼我为·滨安码”为切入口，实现群众上报事件1分钟受理、5分钟出动，紧急事项24小时内办结、非紧急事项3个工作日内办结。
从高处着眼、细处着笔、实处着色，我国正描绘着社会治理的数字全景图，以数字赋能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队伍建设，专业水平不断提高
“这样的培训接地气、有干货，很对我们的胃口，收获非常大！”一场历时5个月、开到家门口的培训，让吉林省榆树市正阳街道城南社区党总支书记崔晓红受益匪浅。
2023年，榆树市开展正阳街道全面提升社区干部职工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专项培训行动，来自吉林大学、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长春市社工协会等的专家学者深入正阳街道各个社区调研，根据社区面临的问题和具体需求来设计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作为基层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骨干力量，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到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的高低。
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层治理的政策文件，对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2024年，第一个专门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印发，对队伍建设有了更明确的时间表和更细化的要求。
各地纷纷创新方式方法，完善工作举措，大力推动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天津市和平区聚焦社区工作者职业认同、发展规划、能力提升、工作保障四大需求，探索实施了社工“磐石”成长计划；浙江省宁波市大力实施社区工作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每个社区普遍配备至少1名40岁以下“一肩挑”后备人才；河南省郑州市积极开展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能力和履职本领……
前不久，202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举行，考试报名人数达188.9万人，较2023年增长26%，再创历史新高。不断升温的报考热，也折射出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体系已经建立，全国共有116.1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这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的队伍，广泛分布在基层治理、职工帮扶、儿童福利、青少年事务、老龄和养老服务、禁毒戒毒、社会救助、社区矫正、卫生健康、信访工作等领域，围绕满足群众需求和解决具体民生问题开展专业服务，成为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治理为了人民，社会治理依靠人民。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新期待，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在神州大地奏响一曲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乐章。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 本报记者 陈慧娟 杨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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