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守护杂记》 樊锦诗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推出的“雅学堂丛书”首辑共10本，秉持“大家小书”理念，请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家以学术随笔形式，向大众介绍其学术、思想及最新研究成果。丛书出版后备受社会赞誉，被视作视角新颖的学术史、深刻生动的思想史以及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鉴于其社会影响力与学术关注度，2024年又推出第二辑10本，有樊锦诗《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史金波《杖朝拾穗集》、刘梦溪《东塾近思录》、郑欣淼《故宫缘》、陈锋《珞珈山下》、范金民《史林余纪》、霍巍《考古拾贝》、常建华《史学鸿泥》、赵声良《瀚海杂谈》、李锦绣《半枰小草》。第二辑的作者队伍中，如敦煌学的樊锦诗、赵声良，西夏学的史金波，故宫学的郑欣淼，丝绸之路考古学的霍巍等，他们虽临近或已退休，却仍奋斗在学术前沿，展现一代学人的使命担当，为学术传承与文化传播持续发力。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亮点纷呈，以樊锦诗《敦煌石窟守护杂记》为例，可一窥敦煌石窟保护与一代学人的坚守。该书收录樊锦诗有关敦煌文化价值、保护研究历程等26篇文章。她在本书后记中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故此我把这本书称为《敦煌石窟守护杂记》。”
前辈学者保护敦煌的爱国之心和献身精神，激励樊锦诗坚守敦煌60年，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敦煌的保护事业。20世纪40年代初，敦煌学家向达在敦煌考察时，眼见莫高窟遭到破坏，痛心疾首并提出保护建议。樊锦诗认为，正是向达那百折不回的坚忍品格和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使他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令同时代人叹服的学术成就。这种坚忍的品格，也是樊锦诗的真实写照。樊锦诗还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交往密切。季羡林因对敦煌文物保护事业与敦煌学的关切，多番鼓励樊锦诗，坚定其守护决心。此外，与饶宗颐的学术交流，也使樊锦诗将其奉为治学为人楷模。
如果说向达、季羡林、饶宗颐对樊锦诗有着间接的影响，那么常书鸿、段文杰对她的影响则是长期且潜移默化的。
常书鸿为保护敦煌事业奉献一生的经历，令人动容且敬仰。1943年，当他来到莫高窟时，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废墟。但他毫不退缩，把远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部接来莫高窟安家落户。可是，常书鸿的妻子因忍受不了当地的苦闷生活，不辞而别。常书鸿虽遭遇家庭离散之痛，但为了敦煌的事业，他带着两个孩子，坚持留在莫高窟。他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无数人，也感召着一批批青年才俊来到敦煌，樊锦诗就是其中一员。
从踏入莫高窟的那一刻起，段文杰就被敦煌精美的艺术深深吸引，从此坚定地扎根于此。他全身心投入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中，其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极高。此后，他又投身石窟艺术的研究领域，撰写了关于敦煌艺术的一系列研究论文，被誉为“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段文杰肩负起领导职责后，大力推进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进程，积极创办了《敦煌研究》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刊物，创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为敦煌学研究培养人才和工作团队，使敦煌研究院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1962年，当樊锦诗到敦煌实习时，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已经在莫高窟工作和生活了将近20年。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展现出的无畏、乐观、苦干、坚忍等品质，让樊锦诗由衷敬佩。经过长期的工作接触，樊锦诗慢慢明白，“以常书鸿、段文杰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立志坚守敦煌，不仅出于对伟大艺术的热爱，更重要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们生出大无畏的精神来”。这种精神为敦煌文化传承、保护与研究筑牢根基，树立典范。
常书鸿与段文杰的精神引领着樊锦诗等后来者。2018年，樊锦诗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更是荣获国家勋章，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然而面对这些荣誉时，樊锦诗始终清醒，在不同场合表示：“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可表彰全给了我”“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几代莫高窟人的，是给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是给为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作出贡献的人们的，也是给我国所有文物工作者的”。
当樊锦诗从前辈手中接过敦煌石窟保护的接力棒后，面临着新的问题：此前的科学保护只能尽量延长石窟的寿命，无法实现永久保存。当莫高窟本体难以长久保存时，人们曾寄希望于照片和胶片能长久留存石窟文物信息，可随着时间推移，档案照片及其胶片也会变色、变质。比如将现在的石窟壁画、彩塑等文物与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照片对比，会发现如今的文物或有退化、或变模糊、或已丢失部分内容，已不如20世纪初那般清晰完整了。如何长久保存祖国优秀文化遗产？这是敦煌研究院以及樊锦诗面临的难题。
从《敦煌石窟守护杂记》中可以了解到，樊锦诗的敦煌石窟保护之路绝非坦途，而是充满艰难险阻，她所付出的努力与拼搏超乎常人想象。然而，她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前瞻性地提出科学保护理念并付诸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动文物保护专项法规的制定以及保护规划的构建，通过不懈探索逐步形成了石窟科学保护管理的理论体系与有效方法，其主导构建的“数字敦煌”项目，为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更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管理与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这些都需要我们铭记并感谢。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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