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让中美的外贸企业有了短暂的窗口期。然而90天之后会怎样？“不确定性”如同“悬顶之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指出，这种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越长，累积成本越高。长期保护主义也将侵蚀生产力，尤其对中小经济体影响显著。行业保护削弱资源优化配置动力，企业精力消耗于争取豁免而非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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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中美的外贸企业都在忙着抢抓关税“窗口期”，它们忙着囤货也忙着抢订单，货运需求也随之激增，甚至出现了“抢运潮”，跨境物流领域“一船难求”的现象再次出现。
中美关税博弈按下了90天的“暂停键”。5月12日，随着《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中美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然而，关税战没有赢家。90天之后，中美双方关税是否加征、加征多少仍是未知数。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朝令夕改，不确定性。”5月18日，在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一场主题讨论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关税冲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关税冲击之下，对国际贸易的讨论成了不少论坛的焦点话题之一。5月17日，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开幕，在“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主题讨论中，多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聚焦全球变局中贸易与投资的挑战和机遇，探讨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构建更具韧性的合作框架。
关税冲击仍在持续
从全球来看，美国与部分国家的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滥施关税的冲击波仍在持续，大家都在观望，这把国际贸易的“悬顶之剑”会不会落下？怎么落？何时落？会砸到谁？
“当前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关税问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在主题讨论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政策不仅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增加美国财政收入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也在试图重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秩序，凸显美国的主导地位。
但现实并不如美国所愿。“现在全球处于低增长、高债务、弱投资、贸易受到威胁的状态，而且是属于全球多边主义贸易失序和全球发展碎片化的阶段。”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主席李楠说。
当地时间5月15日，联合国发布《2025年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年中更新》报告，不仅将2025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由2.9%下调至2.4%，还将今年全球贸易预期增速从3.3%下调至1.6%。
这份报告指出，自今年1月预测以来，全球经济前景显著恶化。关税上调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供应链造成压力，推高生产成本，导致企业投资放缓，波及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中提到，在规避关税的短期推动后，2025年下半年商品贸易可能出现收缩。整体贸易疲软也将影响运输、旅游等相关服务需求。
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达30%，除了此轮加征的10%“对等关税”，还有今年美国两次以所谓“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了两轮共计20%的关税。
关税冲击也对中国的外贸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王一鸣分析，在此情景下按价格弹性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下降36%；若美国进口商承担一半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将会下降18%，我国出口总额有可能下降2.6%-5.3%，这也会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影响。若再考虑到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冲击全球经济，将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产生更大影响。
关税的不确定性还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波动。王一鸣指出，美国加征关税冲击了全球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正在增强，受到的波动相对其他经济体较小。同时，以往美国加征关税时，资金往往从其他经济体流向美国，但此次情况相反，美股“领跌”全球，美元外流至日本、欧洲等资本市场。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市场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王一鸣分析，美国此轮加征关税的逻辑大抵有三方面，除了重建美国制造业、以关税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再就是以关税手段逼迫其他国家让渡利益。目前，美国在外贸领域对中国施压没有成功，可能引发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进一步施压，例如，要求中国持有更多美债并放弃相关收益、强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摘牌，甚至向国际金融机构施压，要求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等。他强调，中国需要对这些潜在风险作好充分准备。
“全球贸易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
当下，国际贸易投资体系、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胡晓炼认为，未来，贸易投资的新格局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是贸易投资中成本效益的再平衡，“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多贸易投资机会；其次，全球贸易再平衡将引发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最后，货币再平衡将推动世界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
在她看来，特朗普所希望的制造业回流美国难度是很大的。在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的竞争力确实不够强。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贸易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制造业的首选并非回流美国，而是要寻找成本更低、关税更低的地方，这个地方恰恰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了贸易不平衡问题。胡晓炼介绍，2017-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急剧增加，增长超50%，欧盟贸易顺差增长迅猛，增长超过400%，中国贸易顺差也有所扩大。
贸易逆差扩大该怎么办？胡晓炼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只有在自身内部经济结构能够更均衡发展的情况下，它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才能够有效地解决。”
“全球贸易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李楠谈到，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和投资者从经济效益和成本考量逐渐转化为对国家安全、产业链多元化和韧性等考量，后者的占比越来越高。
李楠指出，从长期视角来看，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全球GDP恢复增长，但是FDI（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处于低增长或增速停滞的状态。自2020年以来，贸易保护政策和歧视性政策逐年增长，而贸易便利化措施和开放性政策变化并不明显。她认为，投资便利化政策和保护性政策同时在增长，但发达国家采取了更多的保护性政策，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这些保护性政策不仅打破了多边贸易规则，还导致世界面临碎片化风险，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和充满挑战。
“不确定性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指出，这种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越长，累积成本越高。长期保护主义也将侵蚀生产力，尤其对中小经济体影响显著。行业保护削弱资源优化配置动力，企业精力消耗于争取豁免而非创新突破。
IMF也将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从3.3%下调至2.8%。IMF指出，这些加征关税的措施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负面冲击”，其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马歇尔·米尔斯谈到，坚定的政策行动可以改善前景，各国必须加倍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高度不确定与频发冲击的世界中，改革拖延不得。
面对挑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破局之道。王一鸣谈到，改革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服务业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王一鸣表示，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支出约占一半，未来增长潜力大的也是服务领域。他建议，下一步，继续放宽服务业的准入、放松价格管制，从而增加服务的差异化供给。
改革之后，随着价格上升，老百姓支出也将增加，王一鸣建议，通过价格和工资联动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此外，马歇尔·米尔斯还呼吁，各国通过建设性合作化解贸易争端，维护开放性并消除不确定性。
“强身健体” “唯快不破”
在复杂的局势下，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瞩目。
“中国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应该说还是非常有信心，也是很有底气的。”胡晓炼指出，在全球跨境投资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显著增长，从2014年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是过去20多年的3倍。
这与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密不可分。胡晓炼认为，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千军万马”以民营企业为主，当下，民营企业在海外“四面开花”，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李楠也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外资投资国，是排名前十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全球吸引外资方面排名第二。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技术领先、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开始对外投资，它们的投资不再局限于单一市场，而是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提升了投资所在地的工业化水平。这些企业正在朝着全球跨国企业的方向走。
“出海”的中国企业还将国内一些优秀经验带到了海外。胡晓炼提到，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形成产业集群，从单个企业走出去到带动一批企业“走出去”。
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谈到，企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了全球贸易的一系列挑战和压力，同时，还面临数字空间主权的争夺和全球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当下，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面临着巨大机遇。
崔丽认为，企业“出海”需从五个方面发力：一是提升产品力，打造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产品，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二是构建长期“护城河”，持续投入研发，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三是推动组织进化，不断“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韧性和弹性，做好合规等；四是链接资源，通过构建强大的外部合作网络，“用别人的长板来补我的短板”，共同把握机遇，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五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当地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供应链的韧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崔丽谈及，企业要有核心部件的自研能力、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能力以及数字化系统的动态调整能力。
“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一拉就断。”崔丽表示，中兴一直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让企业能非常敏锐地捕捉外界变化，并快速分析制定策略，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中实现“唯快不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记者 张均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20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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