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7日，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在睡梦中辞世，享年93岁。他留给世界的，除了等身译著，还有穿过历史风雨的从容持守、清洁精神。人们曾用民族的先知，或文化的盗火者，来形容老一辈译者，是他们肩起文化引渡、开荒拓殖的工作，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和读者，改写了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兴趣。”李文俊曾这样形容译者的寂寞，这寂寞里，却有吾道不孤、不改其乐的喜悦。“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我成天与文学巨匠们亲近，直到深夜他（她）们还在向我喃喃低语，与我‘耳鬓厮磨’。”如果我们认真凝视这位翻译巨匠的照片，会发现，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者，李文俊眼中的纯萌不改，只增添了岁月留给他的深邃，“嘴角微抿，眼神温和安详，略有悲悯神色”。他的儿媳妇，青年书法家马小起，正是在与这目光的对视中，写下缅怀之书《我的文俊老爸》（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我想念老爸爸最好的方式”。痛失亲人后，哀悼文字构成另一幅逝者“缺席”的肖像，供世人长久凝望。
马小起的文字，清澄，简白，性情天真，近于憨直，在深处却有一股悲恸的热力涌出。书中娓娓道来，从她孤身“北漂”的恓惶不宁，到与患有轻微孤独症的丈夫“傻天使”的相亲，再到嫁入李家，从公婆李文俊、张佩芬手里郑重接过“托孤”之责，成为超越血缘关系的家人。与其说“是老爸为我们选中的彼此”，不如说天使是互相认出，互相选择的，“胜过人间所有能被定义的情感关系，是最牢靠的心灵托付”。他们一起陪伴李文俊度过最后的8年，“敬爱的李文俊先生”渐渐变成了“亲爱的文俊老爸爸”，滋味绵长，哀乐相随。马小起所写，都是家庭记趣，日常琐忆，从饮食起居的细节，到依偎嬉戏的时刻，直到死神将他们分开的最后一刻。《文心雕龙·哀吊》有言，“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无须刻意渲染哀痛，书中至为感人的，恰是那些平淡温馨的人间真情与真味。
书中的李文俊与张佩芬夫妇，褪去了文化名人的光环，还原为一双羞涩、柔弱，再平凡不过，也再可爱不过的老人。他们的父母心，与世间所有父母无异。在马小起眼里，李文俊活泼、幽默、有趣，是老绅士，更是老顽童。但他几乎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的波澜，直到晚年老糊涂了、车轱辘话说不停的时候，才返璞归真般地，回归孩子一样不设防的天然本相。唯有走到了人生之境的边上，一个亲历过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才会让人瞥见他心底深埋着的一切，无论是对患难见真情的人心寒暖的珍视，还是对是非曲直的固守。“原来小时候拥有的，才会一辈子不缺。”在生命尽头，他切切记挂的，仍是童年、父母、妻儿，让人感叹。马小起手书“从此人间再无李文俊”，有双重的挽悼意味，是对李文俊老爸的告别，也是目送一个文学时代的渐行渐远。挽悼之文，是至情至性的私人独白，是生者与死者跨越不可能的亲密对话，在面向公众时，又有了引起共鸣与人格传递的奇遇意味。
值得记取的是，李文俊的文学翻译之所以为人称道，不独是语言造诣上的才华、韧劲与悟性，更有挑选翻译对象时“引为同类”的惺惺相惜。他在心爱的文学艺术世界里，投射和建构自己的精神意志，“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并照亮了无数他人的精神天地，其中也有马小起。《我的文俊老爸》同样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以心交心，是大写人格的延续、脱胎、新生。我们因此明白，德里达所说的“哀悼的工作”的意义：在与他者的关系产生之初，哀悼就已经被预示，因为总有一方会先行离去。所以，“哀悼的工作”结构性地与爱同在，并非到死亡降临时才发生，而是贯穿于我们与至爱相处的日日夜夜。斯人已逝，但他生前死后留在我们内心的注视，都参与建造、完成着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早已公平地将题面摆在每个人面前，我们如何过好这一生，如何面对自身的衰老与死亡、理想与尊严？这样看来，缅怀亲故的读与写，同样可以传递一种创造性的、积极的力量。
李文俊曾写过不少怀念文章，为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前辈，为先他离去的同事、老友而作，比如傅雷、萧乾、汝龙、徐迟、钱锺书与杨绛夫妇。他们几乎构成现当代翻译史的半壁。如今，他回到他们之中，也在马小起的书中不朽。大概是经过了太多送别，李文俊早已坦然看待死亡的必至，他说：“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不都是在‘万物之逆旅’中稍作盘桓，然后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们先行的亲爱者长相厮守。”这个跨越新旧世纪文学的寂寞旅人，想必已经在世界的渡口，与他所爱的星群重逢。“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微笑”，无论抬头向夜空致意，或是潜游书海，我们也终会重逢。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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