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惟 寅
即便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原著的人,大概也对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张无忌、令狐冲等名字有所耳闻,甚至能说上两句他们的故事。不知不觉之中,金庸小说已经成为中国人“常识”的一部分。
《金庸评传》是金庸研究者刘国重参阅数百种资料撰写的金庸传记,该书呈现了金庸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同时结合生平,对金庸如何创作出十五部杰出的武侠小说做了分析。《金庸评传》讲述的是金庸与文学互相成就的故事,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对文字充满敬畏的小说家金庸。
千字文更新不简单
1955年至1972年,十七年间,金庸完成了十五部小说,约千万字。
每年写五十几万字,每天写一千多字,似乎也算不上很辛苦。近代以来,为报刊写连载的章回体小说家,绝大多数是“急就章”的态度,报社来人,当面催稿,笔不停挥,瞬间可成。有的小说家,甚至同时为五六家报刊写连载。对他们来说,每天千余字是“小儿科”。
然而,金庸不是这样的,没那么潇洒。金庸曾对人说:“一直以来,我的稿写得并不多,通常只是写一段连载。有一段时期,《明报》创办《武侠与历史》,为了销路,我也在那里写连载。同一时期写两个连载,在我来说已是破天荒之举了。”此处,金庸说的是在《神雕侠侣》从1959年5月到1961年7月连载于《明报》的同时,《飞狐外传》从1960年到1961年连载于《武侠与历史》。
刘国重直言自己对《神雕侠侣》《飞狐外传》这两部小说一直不喜欢,可能正是因为金庸同时在写两个连载,精力分散,小说就不够细致精彩。“同时写两个,甚至多个连载,是许多通俗小说家都做过的事,并且常为人所艳称,以为是小说家才气惊人的表现。于今看来,不足为训,不可为法。好在,这样的事,金庸只做过此一两次。”
一个连载更容易写好,因为精力集中,今天写了一千字的故事,到明天动笔之前的一天时间内,无须刻意去想,也会不自觉地想着下一步的情节与文字。若是同时写着两三个连载故事,那就除非逼着自己去想,再难构思。逼着自己去想,也容易想乱。于是,干脆不想,直到第二天拿起笔的那一刻,再构思,才构思。
有人还问过金庸:“后来你脱离了《大公报》,自己创办《明报》,你用什么时间写(小说)稿呢?”金庸回答:“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一千余字的连载稿,要写两个多小时,真够慢的。这还仅是下笔定稿,打腹稿的时间尚未计算在内。
1973年4月,谈到写作的方式,金庸自述是把故事的大纲编写以后,才开始动笔。虽然他另一部轰动海内外的著作《射雕英雄传》是在报上连载的,但他绝不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他说,如果这样的写法,必然有很多的漏洞,无法弥补。
从《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的写作态度就很认真,很用心。每一天,金庸除了写稿的两个多小时外,稍有闲暇,可能都会想着他正在写的故事,如何布局,下一步如何发展。金庸在《八旬老人侠士风骨》中说过:“如果灵感来了,一下子就想通了,有时故事结构摆来摆去都不满意,想的时间就长了。”
金庸的助手潘耀明也曾谈到:“我长年在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亲眼看见金庸先生本人对写作的文字要求历来是非常严谨,甚至可以说十分苛刻,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反复复审看修改很多次。”
身为报人,金庸每天读书最少四个小时。所阅读的,不止文史著作,还有大量与时政有关的国内外报刊。金庸读文史,对他的小说创作有启发；金庸读报刊,对他的小说创作更有触动。
熟悉金庸的人,都说他完全不热衷于夜夜笙歌的生活。每天大约有十个小时,他做的事,都与小说创作有或深或浅的关系,而他每天写出的小说,只有一千字。
对小说越看越重
1994年在北大,有人问金庸“封笔”的原因,金庸答:“写小说是相当辛苦的,相当痛苦的。”“痛苦”比“辛苦”,还要“辛苦”很多倍,由金庸此语,可以想见他写那些“通俗小说”如何殚精竭虑。
在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所写后记的最后一段,金庸说:“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
到了晚年,金庸似乎更加重视自己的小说创作。金庸曾说:“写小说比较有成就感一点。《明报》也办得很好……但新闻工作是一个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事情。”在另一场合,金庸又说:“我真正觉得有点成就的是写小说。说做生意,香港有很多很成功很赚钱的生意人；说办报,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欢迎的报纸……小说不同,一百年之后或者还有人看呢……如果后人说我是这个时期‘一个很受欢迎的中国小说家’,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994年在北大,有学生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金庸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2005年,有人问:“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家、报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等等。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哪一类?”金庸稍作考虑后回答:“就影响而言,应该是小说……有这么多成亿的读者跟着我的小说展开想象的空间,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事。”
《金庸评传》认为,最初,可能金庸像许多武侠前辈作者一样,对这一类文章也不是很看得起的,但金庸是不做则已、做了就必须做到最好的那种人。不仅在同行中要做到最好,跟自己比,也要最好。发挥最大潜力,付出最大努力,达到最高水准。
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属于通俗小说,但他的写作态度绝不“通俗”。在所有的“通俗小说家”中,金庸写作态度之认真、恳挚,少有人可比。
金庸自谦说他写小说是“娱乐读者”。刘国重认为,古希腊的盲诗人编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也在“娱乐”听众；古希腊的悲剧家、喜剧家写剧,也在“娱乐”观众。莎士比亚为自己创办经营的环球剧场写剧本,“娱乐”观众的动机更重,就像金庸为自己的《明报》写小说争取读者一样。
对标托尔斯泰
小说写到第三年,1957年10月,金庸就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一文中表示,其写作不仅要“使读者感到有趣”,而且“希望武侠小说能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确是在努力依着文学的途径来写作武侠小说”。此时,金庸已经明确表示,假如要赛跑,他无意只在“武侠小说”的赛道上与“并世各武侠名家”比试,要比,就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小说家或文学家一较高下。
1972年以后,金庸不再写新的武侠小说,也没闲着。1970年他就着手修改旧作,改了又改,改了几十年。“这一百年中,在中国所有的小说家中,修改旧作之投入之坚执,除了巴金等一二人外,再无人可与金庸相比。”刘国重评价称。
金庸视为楷模的,是老托尔斯泰。有人问:“您的小说在48岁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我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后要交给印刷厂付印了,印刷工人看不懂这个字,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要不断修改。”金庸解释自己何以一再修改旧作,想到、谈到的是托尔斯泰的光辉榜样。
《金庸评传》认为,可以由金庸修改旧作的认真态度,推想他为报纸写连载时投入了多么大的心力。“一个小说家,写新作的时候,很是草率敷衍,却肯不断修改旧作,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是几乎不存在。一般情况下,写得草率的小说家,根本就不会耗费心力修改旧著。有这精神头儿,他们宁愿再草率飞快地写一部新小说。”
金庸大幅修改旧作,改得好坏暂且不论,很多人认定的金庸再改是为了多卖书赚钱的说法,却是绝对不成立。刘国重直言,金庸要是只为赚钱,偌大年纪,何必费神修改,只要肯授权出版自己作品最早的那个版本,大批读者会买,金庸在家数钱就可以了。
《射雕英雄传》中,柯镇恶等江南六怪致信黄药师:“前辈当世高人,惟可与王重阳王真人争先决胜,岂能纡尊自降,与(丘处机等)后辈较一日之短长耶?”刘国重分析称,金庸让江南六怪给黄药师写这封信,本就寄寓其个人情怀。
在《鹿鼎记》之后,饮宴闲谈之间,常有人问金庸:“你为什么不写了?”在金庸未及回答之前,好友倪匡总抢着回答:“因为他写不出来了!”如是数十次之后,金庸也感叹:“真的写不出来了!”
2006年,金庸为新修版《鹿鼎记》后记补写了一段,有云:“这部小说……抒写的重点是时代而非人物。”这是《鹿鼎记》区别于金庸其他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的一大特点。金庸早期约十部作品,主旨都无外乎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
金庸并不愿意给自己的文学生涯“注水”。刘国重认为,1972年写完《鹿鼎记》的金庸,再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新的路可走,对他个人而言,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如不“封笔”,金庸就只好归回到《侠客行》之前他所走的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
2004年,有记者问:“现在还有写小说的冲动吗?”金庸答道:“能够写得好就写。”早前,在《鹿鼎记》后记中,金庸也说:“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可惜,这样的“特殊意外”,终是未见。（惟 寅）
责任编辑：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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