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
我尝数次清书，然每每忆及实施时那种优柔寡断的情形，实感不可道也；但正因如此，我竟留下了好些在别人看来或许已不具留存价值的书，即如这册《长长的流水》便是其中之一；而留下的原因，主要的竟是喜欢它的封面和插图。董桥云：最后迷的是装帧。说的原来不错。
《长长的流水》的外观，看上去的确很美。钱君匋在其《谈艺录》中说：“一本书放在一千本书中，要能第一个吸引读者的视线，使之不忍离去，不由自主地想翻开看上一眼，这本书的装帧才算是成功的。”（转引自章桂征主编《中国当代装帧艺术文集》）倘比照如此标准，则《长长的流水》的外观设计无疑是成功的。然而，作为资深书装艺术家，钱老先生的这番话里，却嵌入了“第一个吸引读者视线”和“算是”的词句，这似乎在提点我们，欲真正品赏一本书的装帧之美，则回到文字文本之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长长的流水》是刘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八月初版。捡其所录，凡十四篇，其中《长长的流水》一篇，大约乃作者颇为自得者，故而径直以篇名作了书名。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角度，叙述了“我”与李云风大姐在抗战休整期，于太行山深处共同学习、生活的一段经历。大姐是一个资历深且有信仰、有文化、有情义的县妇救会主任。而“我”虽只十三四岁，但却是一个有着三年情报经验的排职女战士，多少有些自负和任性。从前线来到后方，且被分配到由大姐任组长的学习班，“我”甚至有些不服。但在相处的一年多里，大姐却不仅在生活上像长辈般呵护着“我”，而尤其在思想和文化学习上，更像启蒙老师一般，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引导、督促“我”多读书、写日记，犹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使“我”逐步明白了她的“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的训诲，而逐步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文艺战士。总的看，这篇小说虽无奇崛结构，也无华丽辞藻，但形象鲜明，感情真挚，允为集中上乘之作。
这部小说集的封面即是这篇小说的“文意图”。这种封面、书脊和封底使用同一图案装饰图书的方式，目前在专业上似乎还没有统一的叫法，我权且也称之为封面罢。倘试着将页码自正中分开，再反向置于桌面，则映入眼帘的乃是一条小溪；这小溪逶逶迤迤，自右而左，由远及近，穿过封面、书脊、封底，从眼前汩汩流过；除却三五农舍之外，溪旁一切全无，而透窗的如豆灯光，似乎提示着夜的寂静，这寂静让读者似乎能够听到那小溪低声细语的诉说。倘若仔细品赏，那溪水中既无落红浮绿，亦不见大头小尾，似乎在宣示它拒绝喧嚣的、浮躁的、无向的流动；而被画成三个“S”形，不仅具有音乐的节奏，且也象征着一波三折的哲理，暗寓着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特殊的个体生命在运行中的曲折、艰辛、抗争、前进，以及痛苦和欢愉。画面清雅秀丽、冲夷空灵，却又因此愈加深邃、悠远，在整体上显得统一、协调，极为悦目。尤其是那线条，画家并无刻意用力，但却极为流畅、写意，似是自然而然的生成，着实令人回味不已。
写下这些，乃自以为已然有得。但却又忽然想到《白石道人诗说》中的一句：“知其妙，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遂不免惴惴，疑心自己是否已经过度解读，但为真正得到这“文意图”的妙谛而一图快意，我却不免又要因书及人、因画及人了。
《长长的流水》的作者刘真，原名刘清莲；一九三〇年生，山东夏津人，后随父母迁住河北，十岁于冀南参加八路军，当过交通员、文工队长，坚持自学写作，较早开始发表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尝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并先后在作协武汉分会、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其《我与小荣》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乃彼时与茹志鹃齐名的女作家。需要指出的是，通读这部小说集，我发觉其中大多留有她自己真实的影子，其主人公若不是“我”，则径直以“青莲”“小刘”现身，且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均可与现实对号。她的小说，似乎不大追求构思和技巧，却又让人分明感到她有一种特别的“技巧”，真人、真事、真景、真情、真意，均借以从心田自然流出，竟无丝毫造作。然而，这位对当代军旅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女作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
为此书作装帧、插图的是孙滋溪。他原名孙庞德，曾用名孙子系，一九二九年生，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九岁即参加抗日斗争，当过儿童团长、游击队勤务员，十五岁正式参加八路军，此后又在平津、渡江等多次战役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仍在部队从事美术创作，一九五五年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油画和版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加入多个国家级美术组织并参与领导工作。繁忙的教学和工作之余创作不辍，其石版画《小八路》和油画《天安门前》《母亲》等于海内外均极具口碑。相对于刘真，我较早就知道了孙滋溪的大名，但却是因为喜欢他为曲波的《林海雪原》所作的插图，那是其油画艺术的成名作。但若非《长长的流水》的版权页有明确标示，则任是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纯正的白描，竟是出自他的手笔。事实上，油画只是他所有作品中的冰山一角，更多不被人提及以至于遗忘的，乃是散落在图书、报刊中的白描插图，而表现的主题，正是他以小见大、以朴素见纯真的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
我不知道以上算不算“症候式分析”，但却由此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刘真和孙滋溪均乃山东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且志趣亦同。倘索性犹四川书友那样“摆一摆龙门阵”，我发觉他们的笔名更有意思：刘真者，“留真”也，留下自己真实的心迹也；滋溪，不就是被源头之水滋润着的溪水吗。此端的是无由而为的随心，还是出自肺腑的刻意？《长长的流水》的目次，乃以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由此似可梳理出作家思想“溪水”的源头。而孙滋溪的装帧（彼时所谓“装帧”，大多仅指书籍封面）和插图，却完全舍弃了自己擅长的油画，改用纯粹的白描，其表现的情感，便不仅仅是为了配合作品的清丽风格了罢。就其选择插图的篇目来看，《我和小荣》与《亲家》表现人民群众抑或兄弟姐妹及母亲无私的爱，《长长的流水》则表现师长、战友纯真的爱，如此逐层推进，合并成为如封面那样的、一条暗含生命律动的潺潺小溪；倘说这是为刘真而画出的“留下的真迹”，则又何妨认为，这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诉说方式，是被滋润的小溪对其生命源头的怀恋、感恩和纪念。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多数作品中也可以得到求证，他甚至说过：《小八路》画的就是我自己。
如此看来，作家和画家，由于生命体验相同，故灵魂融洽，思想共振，他们一写一画，笔笔皆述心之语，幅幅均自家写照，如此书里书外，画前画后，既已高度契合，由此得以制作出一个时过六十多年，却仍然被我乃至更多的人心心念念的文本。
七百年前的朱晦庵《观书有感》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白如话却又直指人心。而《长长的流水》的作家、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制作出如此优秀的文本，其“源头”正是他们怀抱的纯真与爱；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具有美好心灵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才得葆一缕书香的悠悠不绝。
责任编辑：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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