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全民经商那个年代》

每日新闻网辽宁讯   文/孙仲兴

      1984年调入朝阳电视台后，台里几次中层干部提拔都没我的份。连我带出来的徒弟，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反倒成了我的直接领导。我心里十分的不服气，台里大概是看我业务能力强，考核年年第一，往省台，中央电视台传稿量也常年第一，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免强给了个副科调的名头来安抚我。这算什么事？正憋着火呢，正赶上全国上下兴起全民经商热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当口，有门路的，弄个二指宽的小纸条，倒腾点钢材，一出手就能挣几十万。咱小老百姓没那路子，就和部里刚入职的李海君合计，上南方倒腾点小买卖吧！

      凑了三万元钱，攒了七个公休日，我背个小黄军用书包，和李海君搭伴，懵懵懂懂直奔当时最火的商品集散地——福建石狮。

      头回跑这么远的道，三天两宿的路程，也没买到火车卧铺票。困得东倒西歪，怀里揣着装三万块的黄书包，半点也不敢松懈。那时我工资刚刚五十元，可是在电视台里工资确是第二，算是高工资的了，这三万元仍是天大的数字呀。实在熬不住了，就钻到火车硬座底下打个盹，死死护着书包，怕有任何闪失。终于到福洲火车站了，下车时，发现浑身被跳蚤叮得全是包，跟鸽子蛋似的大小，又痒又疼。我俩互相挠着背，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又奔长途客运站， 坐了三四个小时，总算到了石狮。市场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商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要啥有啥。我向来有主意，专挑懂行的批发：两百台傻瓜照相机，两百套仿阿迪达斯运动服。奶奶喜欢吸烟，给她老人家买了两盒红铁筒包装的，新加坡南洋兄弟生产的五十支装的红双喜牌香烟品品鲜(大陆商店沒有)。南方人精明，我怕挨骗，在邮局发货时一件件验收，盖章照单托运。望着这些盼着能挣大钱的货物，心里的高兴劲儿没法形容。

      办完托运，我俩从石狮返回福州火车站，却被告知去东北的火车票没了。手头只剩买车票的钱，急得团团转。我带着李海君直奔福州电视台，亮出记者证求帮忙。人家真够意思，素不相识却帮我们弄到回东北的卧铺票，当晚还设宴款待，酒足饭饱后，还派轿车送我们去车站。半道上，李海君喝多了，一路叫停吐得稀里哗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真是全国电视人一家亲啊！

      有了第一次经验，后来又去了两三趟，专挑抢手货：单放录音机进价一百多，回来一千多还被抢着要；J27双卡录放机三百来元，回来卖两千多，连朝阳市百货站都急着跟我订货。我的徒弟田中华两口子下班后，每天傍晚在朝阳大街夜市叫卖运动服；刘伟成也摆起地摊卖美国公牛牌运动鞋，成了台里人人津津乐道的新鲜事。

      见到我们做生意火了，全台职工都动了心，纷纷加入经商大潮。没本钱的找我借钱，我二话不说全答应了——尹伟建、于勇华、刘伟成、周玉山、兰天庆等十多人，都从我这借了钱。一天我正和田中华往办公室搬运动服，台长王天林苦笑着打趣道：“老孙，借我点钱，我也凑个热闹整买卖？”我赶紧说：“王台不用，这次为台篮球队进的运动服，就算您入股了！”

      那会儿，朝阳电视台成了新闻界全民经商的典型。只是有人也学着我们去福建进货，却被精明的南方货主偷梁换柱，发来几箱破砖头冒充单放机，最后是血本无归，赔的太惨了。

      那真是个疯狂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投机倒把的说法，也没个人所得税的讲究，就这么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

编辑：唐玲